江南（下篇）

江南（下篇）

 葛亮（香港）

钱钟书夫妇

生在海州的朱自清，性情便平和得多。朱是個自律的人。他的名字，都飽含了勵志之意。“自清”兩字出自《楚辭 · 卜居》：“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？”又自感性情遲緩，便取《韓非子》中“董安於之性緩，故佩弦以自急”之“佩弦”為字，以自警策。朱先生以美文立世，寫得多也寫得好，老少咸宜。所以中小學課本簡直離不開他。自然不是人人都喜歡，夏志清說得很不客氣，說他的散文是“‘美’得化不開……讀了實在令人肉麻”，余光中則批評他缺乏與時俱進的能力“至於感性，則仍停在農業時代，太軟太舊……”說起內裏，朱自清大約就是個舊人。內向、規矩、謹嚴，也並不是很知變通。到底，他並不是個熱衷投身時世洪流的人。謙恭自守，窮則獨善其身，用到他身上，也都很合適。他的性情是學者的派頭。二十年代將自己放在書齋裏，心無旁騖，潛心硏究學問。與時代之間的抗拒，體現為有所不為。他在《哪裏走》一文中說得很清楚，現實於他若浮雲：“我既不能參加革命或反革命，總得找一個依據，才可姑作安心地過日子。我是想找一件事，鑽了進去，消磨了這一生。”

但真到了抗戰的時候，他又是最硬骨頭的一個。1946年的時候，他從昆明到北京，接下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職務。7月的時候，李公樸、聞一多遭暗殺遇難，他凜然出席成都各界舉行的李、聞慘案追悼大會，並報告聞一多生平事蹟。1946年10月，他從四川回到北平，11月擔任“整理聞一多先生遺著委員會”召集人。這不像是“躲進小樓成一統”的人，會有的作為。至於“寧可餓死，不吃美國救濟糧”這件事，有不同的說法與版本。但對他在大是非上的決絕與原則，是沒有人會質疑的。

他病逝，墓碑上寫的是“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先生”。早在1925年，他二十七歲的時候，已經有了這個身份。這身份於他很重要，也讓他受過委屈。上世紀三十年代魯迅到北京看家人，被各高校得知，自覺為他安排了巡迴演講。邀請的人之一，就是清華的朱自清。魯迅去了五所高校演講，獨獨不去清華。朱一邀被拒，再邀依然，想來也實在窩囊。魯迅是個脾氣無出處的人，對清華出身者一向不喜且不睦。朱的平和性情，並不至得罪過魯迅，不過是代清華受過而已。

談及清華，將兩個人放在一起說吧，因為沒辦法分開說，便是錢鍾書與楊絳夫婦。二人都是江蘇無錫人。這算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一對璧人，雙子星座。說琴瑟龢同，是並無誇張的。夏志清稱，“整個20世紀，中國文學界再沒有一對像他倆這樣才華高而作品精、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。”

1932年春，清華古月堂初識。楊絳對錢鍾書的印象是“蔚然而深秀”。未幾，錢就給楊寫信約見。他開口第一句話是：“我沒有訂婚。”她說道：“我也並非費孝通的女友。”兩下釋然。接下來，便是攜手走過的六十三年。

錢鍾書是天才，這在批評界有定論。清華三傑，他是獨佔鰲頭。在學問上謙虛，為人上則是恃才傲物太甚，幾乎頭角崢嶸。據說錢先生對西南聯大外文系幾位教授有評價，言語甚為犀利：“葉公超太懶，吳宓太笨，陳福田太俗。”錢氏寫《圍城》，多少是帶進了昔日在聯大的經驗，是有一點夫子自道的意思。在這本書裏，“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、某一類人物。寫這類人，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，衹是人類，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。角色當然是虛構的，但是有考據癖的人也當然不肯錯過索隱的機會、放棄附會的權利的。”這小說隱隱然是看得到激憤氣的。大概也是因為他1939年暑假回到了上海探親，滬上淪陷，再也回不去聯大。 所以竟也有人考證，說《談藝錄》的上下半部的筆觸，不盡相同。原因是上半部是1938年留居藍田寫就，而下半部則在上海著成，彼時的心情，多半是不太如意的。

說回《圍城》。寫這部小說的時候，錢鍾書已經去了上海。當時出風頭的是太太楊絳。楊絳寫了一部喜劇，叫《弄真成假》，風靡滬上。講的是一個冒牌的留洋少爺，為攀附富家千金，搞出了一連串的笑話。這出劇作由上海同茂劇團搬上舞臺，反響極大。李健吾更稱是中國文學的里程碑。看了楊絳的劇後，錢鍾書也十分激動，說：我也要寫一部長篇小說！楊絳馬上贊成稱好。當時二人的生活很是拮据。自從離開了聯大，錢已沒了二百塊一個月的高薪。他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按鐘點授課，少教幾節課，空出時間寫書，錢自然掙得少了。楊絳便把保姆辭退，一個人擔負做飯、洗衣服等家務，衹為省點錢，少一份支出，維持家庭生活。這樣錢先生便可以安心寫長篇。

楊絳的犧牲，成就了《圍城》，也幾乎成就了錢鍾書這個人，無論治學還是創作。錢鍾書的母親誇她“筆桿搖得，鍋鏟握得，在家什麼粗活都幹，真是上得廳堂，下得廚房，入水能游，出水能跳，鍾書癡人癡福”。這幾乎是對她最為精到的評價。錢鍾書對這個妻子的戀慕，更是一生未改。《人 · 獸 · 鬼》出版後，在兩人“仝存”的樣書上，錢寫下：“贈予楊季康，絕無僅有的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：妻子、情人、朋友。”這份極盡包容的情感中還涵括着一份母性。文革初期，兩個人被批鬥。錢鍾書戴着高帽子泰然自若。寫他的大字報漫天飛，本來已是風聲鶴唳。但是看似柔弱的楊絳，卻有膽子，在大字報上貼了小紙條替丈夫作澄清。批鬥中被逼問為什麼要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翻案。她跺着腳，說就是不符合事實。身邊的人都為她捏把汗。

錢鍾書曾如是總結：“我見到她之前，從未想到要結婚；我娶了她幾十年，從未後悔娶她；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。”娶妻當如楊季康，事實證明，錢鍾書的選擇沒有錯。楊絳的溫文與堅強，在錢身後，表達得更為深沉與澄凈，令人心疼。

“鍾書逃走了，我也想逃走，但是逃到哪裏去呢？我壓根兒不能逃，得留在人世間，打掃現場，盡我應盡的責任。”丈夫、女兒相繼去世後，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將錢鍾書的作品整理出來，還把他的經年積累的讀書筆記發表。在九十二歲高齡，她完成了《我們仨》。讓我們得以看到這對中國文學史上“大寫”的學者夫婦，樸素而清澈的人生。

最後，因為在地香港的關係，說一說葉靈鳳。葉先生是南京人。他的一生，有許多身份，官方的有“小說家、散文家、編輯出版家”。一則就是些別稱，如創造社“小夥計”。還有些稱得上惡謚，如“才子加流氓”。

葉靈鳳這輩子，最大的不幸之一，大約就是得罪了魯迅。當年一幫小夥子初入文壇，魯迅就已經很看不慣。葉靈鳳、潘漢年、劉喊吶鷗、穆時英、施蟄存、周全平在他眼中，個個是“年輕貌美，齒白唇紅”的洋場惡少，仗着有幾分姿色與資本在“革命咖啡店”裏混世，“現在凡是感到被束縛、被壓迫、被愚弄、被欺侮的青年，假如要反抗一切，非信仰新流氓主義不行”。

“小夥計”和“新左派”誤傷魯迅是事實，偏魯迅是很記仇的。葉靈鳳一番不知天高地厚的唐突舉動，讓他背負了薄名幾十年。其一是葉在自己主編的《戈壁》雜誌上，發表了一幅名為《魯迅先生》的諷刺漫畫，居然說“魯迅先生，陰陽臉的老人，掛着他以往的成績，躲在酒缸的後面，揮着他‘藝術的武器’，在抵禦着紛然而來的外侮”。次年，又在自己主編的《現代小說》第三卷第二期上，發表了小說《窮愁的自傳》，其中主人公有這麼一段：“照着老例，起身後我便將十二枚銅元從舊貨攤上買來的一冊《吶喊》撕下三面到露臺上去大便。”

其實，上世紀二十年代，罵魯迅的人很多。尤其“創造社”和“太陽社”諸君們，幾乎成為一種流行。偏偏葉靈鳳的運氣不好，將魯迅得罪大發了。日後在筆陣上，魯迅對他的眷顧簡直無休無止，在小處冷嘲熱諷，1931年在《上海文藝之一瞥》中寫道：“在現在，新的流氓畫家出現了葉靈鳳先生，葉先生的畫是從英國的琵亞詞侶（Aubrey Beardsley）剝來的。”大節上，更是無可寬恕，在《文壇的掌故》卷末注釋裏寫到：“葉靈鳳，當時曾投機加入創造社，不久即轉向國民黨方面去，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。”足見其對葉靈鳳的深惡痛絕。

這樣被魯迅隨記隨罵了近十年。到了1936年，葉靈鳳寫了篇長文《獻給魯迅先生》，裏面有這麼一句，“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”，可見其悔不當初之情。

1938年，廣州失守後，葉先生隨《救亡日報》來到香港。從此在香港定居，直到1975年病逝。三十七年間，頗有“此心安處是吾鄉”之喟。    

小說是不怎麼寫了，除了編輯報刊外，主要創作散文隨筆和翻譯。其中寫的最多的，是故土南京的山川風物。《虎踞龍盤今勝昔》、《中山陵所見》、《雨花石和雨花臺》、《玄武湖的櫻桃》、《南京的馬車》、《朱氏的“金陵古蹟圖考”》、《紅樓夢與南京的關係》、《江南園林志》、《江蘇之塔》、《家鄉的過年食品》、《家鄉吉慶剪紙》、《家鄉的藥草》，下筆之豐，有文饋故里之意。有時以“白門秋生”的筆名發表文章，大概也是一種致敬。其對香港用情亦頗深，為香港寫了三本書，分別是《香港方物志》、《香江舊事》、《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》。前兩者，一講在地風土，一論時弊史話。好玩的是第三本，是用“葉林豐”作的署名，說的是在香港頗有盛名的一個海盜，活躍清嘉慶年間。葉並非要為他正名，倒是很為他的知名度而不平。經過考證，他認為張保仔的真正根據地是比香港大了許多倍，孤懸海中的大嶼山。那裏的東湧，還設有修船、造船廠。張保仔同滿清水師和葡萄牙人海軍聯合艦隊大戰九天的地點，就在大嶼山的赤鱲角。張本來也就是個賊寇，活在民間的傳說中。這本書卻要還他個舉足輕重的歷史面目。所謂英雄莫問出處，大概是葉先生一輩子的心中塊壘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