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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南(下篇)

發表時間:2016-12-08 08:00

江南(下篇)

 葛亮(香港)

钱钟书夫妇.jpg

钱钟书夫妇

生在海州的朱自清,性情便平和得多。朱是個自律的人。他的名字,都飽含了勵志之意。“自清”兩字出自《楚辭 · 卜居》:“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?”又自感性情遲緩,便取《韓非子》中“董安於之性緩,故佩弦以自急”之“佩弦”為字,以自警策。朱先生以美文立世,寫得多也寫得好,老少咸宜。所以中小學課本簡直離不開他。自然不是人人都喜歡,夏志清說得很不客氣,說他的散文是“‘美’得化不開……讀了實在令人肉麻”,余光中則批評他缺乏與時俱進的能力“至於感性,則仍停在農業時代,太軟太舊……”說起內裏,朱自清大約就是個舊人。內向、規矩、謹嚴,也並不是很知變通。到底,他並不是個熱衷投身時世洪流的人。謙恭自守,窮則獨善其身,用到他身上,也都很合適。他的性情是學者的派頭。二十年代將自己放在書齋裏,心無旁騖,潛心究學問。與時代之間的抗拒,體現為有所不為。他在《哪裏走》一文中說得很清楚,現實於他若浮雲:“我既不能參加革命或反革命,總得找一個依據,才可姑作安心地過日子。我是想找一件事,鑽了進去,消磨了這一生。”

但真到了抗戰的時候,他又是最硬骨頭的一個。1946年的時候,他從昆明到北京,接下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職務。7月的時候,李公樸、聞一多遭暗殺遇難,他凜然出席成都各界舉行的李、聞慘案追悼大會,並報告聞一多生平事蹟。194610月,他從四川回到北平,11月擔任“整理聞一多先生遺著委員會”召集人。這不像是“躲進小樓成一統”的人,會有的作為。至於“寧可餓死,不吃美國救濟糧”這件事,有不同的說法與版本。但對他在大是非上的決絕與原則,是沒有人會質疑的。

他病逝,墓碑上寫的是“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先生”。早在1925年,他二十七歲的時候,已經有了這個身份。這身份於他很重要,也讓他受過委屈。上世紀三十年代魯迅到北京看家人,被各高校得知,自覺為他安排了巡迴演講。邀請的人之一,就是清華的朱自清。魯迅去了五所高校演講,獨獨不去清華。朱一邀被拒,再邀依然,想來也實在窩囊。魯迅是個脾氣無出處的人,對清華出身者一向不喜且不睦。朱的平和性情,並不至得罪過魯迅,不過是代清華受過而已。

談及清華,將兩個人放在一起說吧,因為沒辦法分開說,便是錢鍾書與楊絳夫婦。二人都是江蘇無錫人。這算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一對璧人,雙子星座。說琴瑟龢同,是並無誇張的。夏志清稱,“整個20世紀,中國文學界再沒有一對像他倆這樣才華高而作品精、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。”

1932年春,清華古月堂初識。楊絳對錢鍾書的印象是“蔚然而深秀”。未幾,錢就給楊寫信約見。他開口第一句話是:“我沒有訂婚。”她說道:“我也並非費孝通的女友。”兩下釋然。接下來,便是攜手走過的六十三年。

錢鍾書是天才,這在批評界有定論。清華三傑,他是獨佔鰲頭。在學問上謙虛,為人上則是恃才傲物太甚,幾乎頭角崢嶸。據說錢先生對西南聯大外文系幾位教授有評價,言語甚為犀利:“葉公超太懶,吳宓太笨,陳福田太俗。”錢氏寫《圍城》,多少是帶進了昔日在聯大的經驗,是有一點夫子自道的意思。在這本書裏,“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、某一類人物。寫這類人,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,衹是人類,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。角色當然是虛構的,但是有考據癖的人也當然不肯錯過索隱的機會、放棄附會的權利的。”這小說隱隱然是看得到激憤氣的。大概也是因為他1939年暑假回到了上海探親,滬上淪陷,再也回不去聯大。 所以竟也有人考證,說《談藝錄》的上下半部的筆觸,不盡相同。原因是上半部是1938年留居藍田寫就,而下半部則在上海著成,彼時的心情,多半是不太如意的。

說回《圍城》。寫這部小說的時候,錢鍾書已經去了上海。當時出風頭的是太太楊絳。楊絳寫了一部喜劇,叫《弄真成假》,風靡滬上。講的是一個冒牌的留洋少爺,為攀附富家千金,搞出了一連串的笑話。這出劇作由上海同茂劇團搬上舞臺,反響極大。李健吾更稱是中國文學的里程碑。看了楊絳的劇後,錢鍾書也十分激動,說:我也要寫一部長篇小說!楊絳馬上贊成稱好。當時二人的生活很是拮据。自從離開了聯大,錢已沒了二百塊一個月的高薪。他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按鐘點授課,少教幾節課,空出時間寫書,錢自然掙得少了。楊絳便把保姆辭退,一個人擔負做飯、洗衣服等家務,衹為省點錢,少一份支出,維持家庭生活。這樣錢先生便可以安心寫長篇。

楊絳的犧牲,成就了《圍城》,也幾乎成就了錢鍾書這個人,無論治學還是創作。錢鍾書的母親誇她“筆桿搖得,鍋鏟握得,在家什麼粗活都幹,真是上得廳堂,下得廚房,入水能游,出水能跳,鍾書癡人癡福”。這幾乎是對她最為精到的評價。錢鍾書對這個妻子的戀慕,更是一生未改。《人 · 獸 · 鬼》出版後,在兩人“仝存”的樣書上,錢寫下:“贈予楊季康,絕無僅有的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:妻子、情人、朋友。”這份極盡包容的情感中還涵括着一份母性。文革初期,兩個人被批鬥。錢鍾書戴着高帽子泰然自若。寫他的大字報漫天飛,本來已是風聲鶴唳。但是看似柔弱的楊絳,卻有膽子,在大字報上貼了小紙條替丈夫作澄清。批鬥中被逼問為什麼要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翻案。她跺着腳,說就是不符合事實。身邊的人都為她捏把汗。

錢鍾書曾如是總結:“我見到她之前,從未想到要結婚;我娶了她幾十年,從未後悔娶她;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。”娶妻當如楊季康,事實證明,錢鍾書的選擇沒有錯。楊絳的溫文與堅強,在錢身後,表達得更為深沉與澄凈,令人心疼。

“鍾書逃走了,我也想逃走,但是逃到哪裏去呢?我壓根兒不能逃,得留在人世間,打掃現場,盡我應盡的責任。”丈夫、女兒相繼去世後,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將錢鍾書的作品整理出來,還把他的經年積累的讀書筆記發表。在九十二歲高齡,她完成了《我們仨》。讓我們得以看到這對中國文學史上“大寫”的學者夫婦,樸素而清澈的人生。

最後,因為在地香港的關係,說一說葉靈鳳。葉先生是南京人。他的一生,有許多身份,官方的有“小說家、散文家、編輯出版家”。一則就是些別稱,如創造社“小夥計”。還有些稱得上惡謚,如“才子加流氓”。

葉靈鳳這輩子,最大的不幸之一,大約就是得罪了魯迅。當年一幫小夥子初入文壇,魯迅就已經很看不慣。葉靈鳳、潘漢年、劉喊吶鷗、穆時英、施蟄存、周全平在他眼中,個個是“年輕貌美,齒白唇紅”的洋場惡少,仗着有幾分姿色與資本在“革命咖啡店”裏混世,“現在凡是感到被束縛、被壓迫、被愚弄、被欺侮的青年,假如要反抗一切,非信仰新流氓主義不行”。

“小夥計”和“新左派”誤傷魯迅是事實,偏魯迅是很記仇的。葉靈鳳一番不知天高地厚的唐突舉動,讓他背負了薄名幾十年。其一是葉在自己主編的《戈壁》雜誌上,發表了一幅名為《魯迅先生》的諷刺漫畫,居然說“魯迅先生,陰陽臉的老人,掛着他以往的成績,躲在酒缸的後面,揮着他‘藝術的武器’,在抵禦着紛然而來的外侮”。次年,又在自己主編的《現代小說》第三卷第二期上,發表了小說《窮愁的自傳》,其中主人公有這麼一段:“照着老例,起身後我便將十二枚銅元從舊貨攤上買來的一冊《吶喊》撕下三面到露臺上去大便。”

其實,上世紀二十年代,罵魯迅的人很多。尤其“創造社”和“太陽社”諸君們,幾乎成為一種流行。偏偏葉靈鳳的運氣不好,將魯迅得罪大發了。日後在筆陣上,魯迅對他的眷顧簡直無休無止,在小處冷嘲熱諷,1931年在《上海文藝之一瞥》中寫道:“在現在,新的流氓畫家出現了葉靈鳳先生,葉先生的畫是從英國的琵亞詞侶(Aubrey Beardsley)剝來的。”大節上,更是無可寬恕,在《文壇的掌故》卷末注釋裏寫到:“葉靈鳳,當時曾投機加入創造社,不久即轉向國民黨方面去,抗日時期成為漢奸文人。”足見其對葉靈鳳的深惡痛絕。

這樣被魯迅隨記隨罵了近十年。到了1936年,葉靈鳳寫了篇長文《獻給魯迅先生》,裏面有這麼一句,“天長地久有時盡,此恨綿綿無絕期”,可見其悔不當初之情。

1938年,廣州失守後,葉先生隨《救亡日報》來到香港。從此在香港定居,直到1975年病逝。三十七年間,頗有“此心安處是吾鄉”之喟。    

小說是不怎麼寫了,除了編輯報刊外,主要創作散文隨筆和翻譯。其中寫的最多的,是故土南京的山川風物。《虎踞龍盤今勝昔》、《中山陵所見》、《雨花石和雨花臺》、《玄武湖的櫻桃》、《南京的馬車》、《朱氏的“金陵古蹟圖考”》、《紅樓夢與南京的關係》、《江南園林志》、《江蘇之塔》、《家鄉的過年食品》、《家鄉吉慶剪紙》、《家鄉的藥草》,下筆之豐,有文饋故里之意。有時以“白門秋生”的筆名發表文章,大概也是一種致敬。其對香港用情亦頗深,為香港寫了三本書,分別是《香港方物志》、《香江舊事》、《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》。前兩者,一講在地風土,一論時弊史話。好玩的是第三本,是用“葉林豐”作的署名,說的是在香港頗有盛名的一個海盜,活躍清嘉慶年間。葉並非要為他正名,倒是很為他的知名度而不平。經過考證,他認為張保仔的真正根據地是比香港大了許多倍,孤懸海中的大嶼山。那裏的東湧,還設有修船、造船廠。張保仔同滿清水師和葡萄牙人海軍聯合艦隊大戰九天的地點,就在大嶼山的赤鱲角。張本來也就是個賊寇,活在民間的傳說中。這本書卻要還他個舉足輕重的歷史面目。所謂英雄莫問出處,大概是葉先生一輩子的心中塊壘吧。

文章分類: 16年第3期名家專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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